什么人会觉得王虹的英语是小学生水平？｜雅思真题｜雅思备考｜托你的福

更有意思的是，当网友询问这位批评者的雅思成绩时，对方回答：“63分。”

顺便说一句，剑桥雅思19有一篇文章以首位女性菲尔兹奖得主玛丽安·米尔扎哈尼为题，其中用了“唯一的女性获奖者”这一表述。

王虹获奖后，这一记录就已经改变了。

所以好笑的是，一个对雅思满分多少都不清楚的人，正在网上给一位足以让雅思题库修改答案的数学家评定英语水平。

当然，一个人不知道雅思满分多少，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资格讨论英语；就像不懂高等数学，也不妨碍普通人对数学教育发表看法。

真正值得讨论的，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语言观：

为什么有人会把句式简单、用词平常，直接等同于英语水平低？

“I would like to thank...”就是完全正常的英文表达。

它在论文致谢、正式发言和公开信中都很常见。王虹的问题，不是使用了这个句型，而是在较短的篇幅里连续多次使用，因而显得句式变化较少。

如果按照英文编辑的标准看，这篇致谢确实存在一些可以修改的地方：个别搭配不够自然，时态处理略显生硬，也保留着明显的非母语写作痕迹。

但这些最多说明：这段文字没有经过精细的母语润色。

它不能证明作者的英语是“小学生水平”。

事实上，王虹能够长期用英语完成数学研究、撰写论文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并进行专业教学，她使用英语处理复杂专业信息的能力，根本不需要靠一页致谢来证明。

一个人可以非常熟练地用英语讨论傅里叶限制问题、几何测度论和三维挂谷问题，同时不擅长写一篇文采斐然的英文致谢。这两件事完全不矛盾。

正如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未必擅长写散文，一个顶尖数学家也没有义务把论文致谢写成《经济学人》社论。

语言能力从来不是一条从“小学生句型”通往“高级词汇”的单行楼梯，而是由许多不同能力组成的：能否理解复杂信息，能否准确表达专业概念，能否推动真实交流，能否根据对象和场景调整表达。

只数“I would like to thank”出现了几次，就给一个人的整体英语能力判刑，像极了不会看足球的人拿着跑动距离统计表，宣布梅西不会踢球。

王虹的致谢为什么会让一部分人觉得“低级”？

因为在很多人的英语教育中，写作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表达，而是展示。

我们从小被要求避免重复、替换“低级词汇”、使用“高级句型”、增加倒装、插入从句。

写作文时，明明一个简单句已经能够把意思说清楚，我们还是忍不住给它加上“毫无疑问”“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”和“只有通过……我们才能……”。

于是，学生逐渐学会了一套奇怪的规则：

同一个意思换三种说法，叫词汇丰富；一句话能写完却拆成三层从句，叫句式高级；越不像真实的人说话，越接近高分范文。

在这种评价体系里，语言不再是工具，而成了橱窗。

写作者真正面对的不是收信人，而是阅卷老师；真正的任务也不是把事情讲明白，而是证明自己背过某些词组和模板。

这正是“中式英语教育”最深的问题。

你的每次期末考试里，李华都在邀请外国朋友参加剪纸活动、介绍传统节日、为学校艺术节征集意见，却很少像一个真实的中学生一样交流。

久而久之，一些人便失去了判断真实交流的能力。他们看到一段英语，首先寻找的不是“作者说了什么”，而是“有没有重复”“用了几个高级词”“能不能替换成更复杂的表达”。

当然，王虹的致谢完全可以被“升级”。

“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advisor...”原本只是朴素的“我要感谢我的导师”，换成“My deepest gratitude goes to my advisor...”，就成了“谨向我的导师致以最深切的谢忱”。

“help and guidance”原本是“帮助和指导”。扩写成“intellectual generosity, incisive guidance and unfailing encouragement”，就变成了“博大的学术胸襟、敏锐透彻的指引与始终不渝的鼓励”。

是不是立刻“高级”了？

也立刻不像一个真人在说话了。

王虹获得菲尔兹奖，是因为她在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等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，包括对三维挂谷问题的重大推进。

国际数学联盟对她的正式授奖说明，评价的是她在傅里叶限制、Falconer距离集、平面Furstenberg集和三维挂谷问题等方向的工作。

这些工作究竟有多难，绝大多数人——包括我——没有能力作出专业评价。

但互联网提供了一种极为方便的心理补偿机制：当我们无法进入一个人的专业世界时，可以从最熟悉的地方挑错。

看不懂她的证明，可以检查她的致谢；无法评价她的研究，可以评价她的发音；不知道挂谷猜想是什么，可以数一数“I would like to thank”出现了几次。

只要找到一个语法问题、一个重复句式或者一个不够标准的口音，就仿佛重新夺回了评价权：“你看，她也不过如此。”